若在成长过程中没有可靠的人给予爱、支持和保护，孩子通常会对社交活动感到非常不安。他自然而然地变得不愿意向任何人寻求支持，并且不得不把“靠自己”当作生存的策略。

幸存者会觉得对别人有需求是特别危险的。从关系中获得安慰和支持是人与生俱来的能力，但幸存者的这种能力受到了很大的限制，甚至完全丧失。许多高功能的幸存者尽管有足够的社交能力，但仍会对社交感到焦虑。

在结构化的社交情境中，大家的预期很明确，共同的目标使人们不再关注对话，而聚焦任务的完成情况。然而，在非结构化的社交情境中，如派对或朋友小聚，则更有可能触发社交焦虑。在后面这些场合中，幸存者不得不进行随性的自我表达，他会感觉仿佛闪回到了童年时的灾难场景。

无论是结构化的还是非结构化的社交情境，幸存者在建立人际关系时往往都需要隐藏很多焦虑和不适。我的一位来访者是位非常成功的商人，他告诉我：“我在会议上非常冷静、沉着和镇定，是名副其实的语言艺术家，像迈克尔·凯恩(Michael Caine)一样临危不乱。我表现得像个国王，但内心却非常纠结抓狂，我对自己说过的每一句话、做过的每一件事都感到怀疑和羞耻，这让我痛苦不堪。”

大量的童年虐待经历会给幸存者的大脑植入一种“他人即危险”的强大“程序”。在长时间的闪回中，幸存者严重的社交焦虑可能会演变为社交恐惧症。

在我状态最低迷的阶段，处于情绪闪回中的我甚至无法出门倒垃圾。我担心我的邻居（她很友善，总是肯定我）会从窗户往外看，发现我是多么地可悲可怜。更糟糕的是，我害怕她会出来与我交谈。

尽管如此，这几十年来，不管内在批判者对我的评价多么不堪，我还是参加了必要的社交活动，而且似乎还表现得相当不错。当我没有处在闪回状态时，我甚至还感觉到有很多人真的喜欢我。

然而不幸的是，我几乎无法从这种体验中得到任何满足或安慰，因为在我伪装的平静外表下，我的内心涌动着不安，我常常在盘算的，就是什么时候才能以最不引人注意的方式逃离社交场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