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1月29日，长期在共产国际工作的王明回到延安。12月9日至14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听取王明对共产国际指示的传达，讨论抗战形势和国共关系等问题。王明在会上作了《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八路军也要统一受蒋介石指挥”，并对洛川会议以后中共中央在统一战线上的观点和政策提出批评。由于王明担任过共产国际领导人，回国前又见过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因而党内一些人将他的观点当作共产国际的意见，产生了一些思想上的混乱。毛泽东基于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和1927年大革命失败的教训，对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有深刻的了解与认识，并认为抗日战争是一场持久战，强调八路军、新四军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后，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开展游击战争。会后，王明前往武汉担任中共代表团团长和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主要负责统战工作。在武汉工作期间，王明坚持他的错误主张，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不与中共中央保持一致，严重影响了党的集中统一领导。1938年3月，中共中央派任弼时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交涉“军事、政治、经济、技术人才”等问题。任弼时向共产国际提交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的书面报告大纲并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会议上作了补充、说明。6月11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经过认真讨论研究后，作出了《关于中共代表报告的决议案》和《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决定》，明确指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声明完全同意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任弼时作为报告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稼祥提出回国并得到批准，其工作由任弼时接任。王稼祥动身回国前，季米特洛夫对他和任弼时作了一次谈话，说“应该告诉大家，应该支持毛泽东为中共领导人，他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其他人如王明，不要再去竞争当领导人了。”共产国际充分肯定了中国共产党的工作以及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8月初，王稼祥回到延安。9月14日至27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听取王稼祥作《国际指示报告》，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见。这次会议进一步统一了中央领导层在重大政治、组织原则上的认识，维护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为了总结全民族抗战以来的经验教训，确定党的基本工作与任务，解决党内出现的右倾错误，统一全党的思想认识，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扩大的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由王稼祥作《国际指示报告》，中央和地方负责同志分别作了报告和发言。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作了《论新阶段》的报告，这也是全会的中心议题，指出“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才能胜敌，并须是长期的坚持，这是确定了的方针。但同时必须保持加入统一战线中的任何党派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就是容许联合统一，同时又容许其独立共存。”针对长征途中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造成的严重危害、王明在长江局期间与党中央闹独立性的问题，毛泽东指出“有几个基本原则是不容忽视的，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这是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完整地提出“四个服从”。毛泽东还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命题“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11月5日和6日，毛泽东为全会作结论报告，认为必须处理好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关系问题，第一次对“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提出批评，“国民党是当权的党，它至今不许有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如果所谓一切经过就是经过蒋介石和阎锡山，那只是片面的服从，无所谓经过统一战线。”毛泽东又讲到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问题，强调忽视游击战争是非常错误的。会议制定并通过了《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等重要党内法规文件，对加强党的团结统一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六届六中全会纠正了王明的右倾错误，进一步巩固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增强了党的团结，并使统一战线的独立自主原则、军事上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成为全党的共识和自觉行动。八路军、新四军和党领导的其他抗日武装力量创建了广大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形成了与正面战场相互依存、相互配合的敌后战场，成为抗日战争中的坚强力量并发展壮大。毛泽东后来在党的七大上说“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旧址位于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