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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颖
“我想活得久一点”
2020年6月，我接收了一名外院转来的患者。完善相关检查后，我们继续对她按原方案进行治疗。但随着治疗周期数的增加，患者越来越焦虑。
“韩医生，我能耐受化疗的不良反应，手麻脚麻我都能忍受，只要我能活着就行，我想多陪陪儿子，起码陪他到小学毕业。”我先是一怔，后又心头一紧，因为我也有个儿子，他也上小学了。
我经常会被患者询问：“大夫，我能活多久？”我也总是会回答：“到底疗效怎么样，生存期有多长，需要结合你自身的病理、病期、疗效和耐受性综合评判，得一边治疗，一边评判。”但坦白地说，对于这位患者，我觉得她想陪上三年级的儿子上完小学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她患晚期乳腺癌，伴有内脏转移，最要命的是，她对多种药物都不敏感，往往治疗初期疗效不错，后期病情很快就会再次恶化。
果不其然，患者在接受了6个周期二线治疗后，肝上的转移灶增大了。“韩医生，有什么好办法吗？我就想活得久一点，多陪陪我儿子。”她问。
“哪种方案效果更好”
对晚期癌症患者来说，选择死亡比选择活着更容易。因为如果选择活着，他们就要不断地接受治疗，承受不良反应带来的痛苦，且癌症是会出现耐药的，这对他们精神上的打击是更致命的。
对这位患者，我给出了建议：“目前有两种三线治疗方案供您选择。一种是使用目前新上市的ADC类抗肿瘤药物进行治疗，费用较高。另一种是使用小分子TKI类药物联合口服化疗药进行治疗，效果也不错，且在医保范围内，家里经济负担会小一些。”听完我的建议后，患者似懂非懂地看着我说：“哪种方案的治疗效果更好？”“从效果上看，目前ADC类药物的临床数据更完善，但是咱们国内自主研发的这种小分子TKI类药物的临床数据也不错，就是全球的数据还不成熟。”“那我选择ADC类药物。”她斩钉截铁地说道。
通过这段时间的接触，我发现，她的经济状况并不宽裕，所以我特地再次提醒她道：“这个药很贵，而且没有进入医保，一旦启用就要一直用下去，您可能还需要再考虑一下经济承受能力。”“韩医生，如果我人都死了，留着钱还有什么用？”她笑了笑说，“我就想多陪陪儿子。”
就这样，这位患者的三线治疗方案启动了，一个周期下来要自费近3万元。庆幸的是，前期治疗的效果很好，患者肝脏上的病灶明显缩小。但随着治疗周期的延长，药物相关的不良反应也逐渐显现出来。治疗10个周期后，患者病情再次进展。
“我还有机会吗”
“是不是没有希望了？”患者拿着复查的影像报告跑来问我。“还有，就是成功的几率没有前面几线高。”我客观地回复她说。我一直认为，开诚布公地和患者交流非常重要。“韩医生，我就是肝脏上面新出了一个病灶，可以选择局部介入治疗吗？”她接着问。“晚期乳腺癌属于系统性疾病，单纯的局部治疗效果不好，其实我更倾向于做新发病灶的穿刺活检，再次明确病理及免疫组化情况，并根据复查的病理结果制订下一步治疗计划。如果您不想接受活检，我建议您在全身系统性治疗的基础上，再考虑局部治疗。”此后，患者没有再出现。
半年后，患者拿着再次复查的影像结果来找我，她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办了。“韩医生，之前你给我的建议我没有听，直接去做介入治疗了，你看现在肝上怎么成这样了？”这次，她的脸色明显不如以前好，黑黢黢的，眼神里也看不到以前的光了，满是惊恐与不安。“你需要全面检查一下，评估身体情况。”我说。“我还有机会吗？”她又问。“有，但是风险大，而且会更贵。”我如实告诉她我的判断。
随后，我把患者安排到了协作医院，在她住院的第二天，协作医院主管大夫告诉我，患者住院后出现了恶心、喷射样呕吐，急查了头部磁共振，考虑单发脑转移伴脑水肿，并出现脑疝，已下了病危通知。她的病情急转直下是我始料未及的。我忍不住主动联系了她。
拨通电话后，传来的是一位中年男士的声音：“韩医生，您好，我是她爱人。您稍等，我爱人想和您通话。”“韩医生，您好，我这次是不是过不去了？”患者急切地问。“您的情况我听主管医生说了，他已经帮您联系好去做手术。”我尽量平缓地答道。“您说我还坚持吗？我还能好吗？”她接着问。“你再坚持一次，目前还有治疗的希望。”我说。“那行，我听您的，再试一次。”她接纳了我的建议。
“我想来看看您”
患者的手术很成功，切除颅内转移灶后，她进一步接受了最新一代ADC类药物的治疗，又一次绝处逢生，疾病得到了有效控制。
2022年6月，患者给我打来电话：“韩医生，您在医院吗？我想来看看您。”“我不在，居家了。”我说。“哈哈哈，那您好好休息，正好多陪陪孩子，我一切都好，就是想看看您。”她的声音里满是喜悦与感激。
漫漫抗癌路上，医生和患者就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士，虽然疾病不在我们医生身上，但最关注疾病情况和治疗不良反应的肯定是我们，而我们最 需要的就是患者的信任。有了相互的信任，我们才能一路携手，披荆斩棘。
文：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日间化疗病区 韩颖
编辑：张昊华 管仲瑶
校对：杨真宇
审核：徐秉楠 杨利春
